笔者曾经撰文指出，中国的消费数据被人为低估，由于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数据统计不够准确，存在极大的低估。

现在我要进一步指出，中国人如果真的寅吃卯粮大消费，中国以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就要崩溃。换句话说，没有国人勒紧裤腰带储蓄，中国的高投资率与大规模的基建成果将成为空中楼阁。

中国投资率高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工业化初期需要大规模的要素投入，二是政府主导的经济有提高投资率进而提高GDP的偏好。

张军先生业已撰文指出，我国的投资支出数据有被高估的现象，大部分人在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等同于固定资产形成额。并且，在投资支出的数据中混杂了不断得到开发和交易的土地的价值。土地价值越高，固定资产形成额也就越高。但是，按照惯例，土地的交易价值不应该被包括在GDP的统计中，这是因为用于土地征用和交易的费用并不形成社会的固定资产。张军先生所言正确，要进一步指出，固定资产形成额即使被高估，也不能否认我国属于投资主导型经济这一现实，去除高估的部分，我国投资率依然偏高。

1978年以来，中国投资率保持了较高水平。尤其是1993年以后，中国投资率出现了明显加快上升的趋势，至2007年更高达45%以上，平均在30%到40%左右。

任何一个工业化国家基础建设关键时期，均维持着较高的投资率。以日本为例，从1966年至1973年间，日本经济增长率从10.5%、10.4%、12.5%、12.1%9.5%、4.3%、8.5%、7.9%，而投资率分别为27.6%、29.4%、31.4%、33.2%、35.4%、35.8%、37.4%，以石油危机为界，从1974年开始，日本经济增长率陡降，而投资率居高不下。也就是说，在基础建设时期，40%左右的投资率是可以接受的。

此后日本的投资效率值得怀疑，政府主导的投资效率节节下降，甚至在偏远的地区修建起大量华而不实的娱乐设施与高速轨道交通，又无法应对日元升值压力的冲击。日本在应该放弃投资主导的模式之时，却依然执迷不误，坚持高投资政策导致不可收拾的失速下滑。

在赵岩女士所写的专栏中，曾经提及日本西南部一个人口不足7万的偏僻渔村——滨田（Hamada），欧美媒体对这个小地方的报导屡见不鲜。因为日本“失落的十年”中，这个渔村耗资70亿日元修建了一座宏伟的跨海大桥，至今车流罕至，当地居民的评价是“可以练习蹦极”。日本政府开出了慷慨的财政刺激药方，超过6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其中主力。滨田在那段时间获得的不止一座大桥，它还兴建起一条高速路、一所大学、一座监狱、一个儿童艺术博物馆、一个滨田太阳村运动中心、一个亮丽的红色的游客中心、一座滑雪场和一个白头鲸鱼海洋馆。

结果是令人伤心的，日本的失落期不见尽头，由于储蓄率下降，过高的投资率意味着政府的高负债。2009年12月，日本政府通过2010财政年度预算案，预算和发债规模均创历史新高，新发国债额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首超同期税收。日本财务省预计，到2010财年末，日本中央和地方政府累计债务余额将相当于同一财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81%，负债率高居发达国家之首。平摊到人头，每个日本人背负约7万美元债务。

投资率是否高企并不值得太多关注，应该关注的是另外两个问题：一是投资效率如何，是否都进入了日本海市蜃楼般的滨田小镇？二是高投资是否在资金上寅吃卯粮，让公共财政背上沉重的债务，断送了经济发展的未来？

相比而言，中国的帐面数据尚属乐观，2009年赤字率预计略超3%，债务已经在增长——今年的中央财政国债余额限额逾6万亿元，中央国债相当于GDP的20%，相比2003年已经增长了200%，很多隐性债务还会在未来两三年内以银行呆坏账的形式体现。但不论如何，我们应该感谢足够的储蓄，是这些储蓄让中国的基建得以大规模推进，是这些储蓄使中国可以抵挡住金融危机的冲击。还是这些储蓄，使中国可以承受住资产价格的高估，为国有企业的改革买单。如果储蓄率下降，银行与大企业是撑不下去的。

储蓄减去投资等于经常项目顺差。一旦中国人开始降低储蓄，大肆消费，出现经常项目逆差。这对一个进入工业化时代的发展中国家意味着什么？经济下降、动荡和不安。我们应该关注的是政府与国企的投资效率，不能让他们挥霍了资金进行低效的经营。

一方面享受着储蓄的好处，通过压低利率与通胀获取资金，另一方面却抱怨投资者不会消费。有强盗逻辑之嫌。